典丰投资元现代文论体系建构的新突破

元现代文论的兴起根植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困境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逐渐显露局限，尤其是其对本质主义的彻底否定、对价值评判的刻意悬置，导致文化理论陷入怀疑的教条主义，难以回应气候变化、数字技术革命等21世纪的新现实议题。在此背景下，“后现代之后”的理论命名成为学界难题，先后出现“后—后现代主义”“超现代主义”“数字现代主义”等诸多称谓，但均未形成共识。直至2010年，两位年轻的荷兰学者提莫休斯·佛牟伦和罗宾·凡·登·埃克联合发表《元现代主义札记》一文，以“钟摆振荡”为核心隐喻典丰投资，提出元现代是“在现代理想主义与后现代怀疑论之间往复”的文化感知结构，真正引发学界对元现代理论的普遍关注。

国内元现代研究起步于对“后理论时代”的回应。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2003年出版的《理论之后》宣称“文化理论黄金时代终结”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以“后理论时代多元共生”为核心观点介入国际论争，并以其1998年出版的《后现代主义之后》开启本土探讨。但长期以来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：其一，时间维度上，对2010年前的理论梳理较为充分，但对近十年来的研究追踪缺位，未能及时捕捉元现代向数字艺术、社会伦理延伸的新趋势；其二，在内容层面上，大多停留在零散引介，如对佛牟伦和埃克“振荡说”的碎片化解读，缺乏对其他学者的系统剖析；其三，方法上陷入“西方理论—中国应用”的单向模式，未能建立本土理论话语，且与别现代等同类思潮的边界模糊。正如王洪岳教授在《元现代主义：“后现代之后”的文论之思》一文中指出，国内学界始终面临“理论定名困境”与“分析框架缺失”的双重挑战。

王洪岳教授的新著《元现代文论研究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该书最鲜明的价值在于完成了元现代文论的系统性建构。该书以七章结构搭建起完整框架：从“元现代文论的前史”铺陈文化语境，到对佛牟伦、汉兹、斯托姆等核心学者的专题剖析，再到价值重构与批评实践的延伸典丰投资，形成“语境—核心理论—实践应用”的逻辑递进。这种编排既回应了王洪岳提出的“理论定名困境”，又弥补了对西方学界近十年来研究追踪缺位的问题。

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双重突破。其一，打破了“西方理论—中国应用”的单向路径，将元现代置于世界文论互动语境中考察。如第五章对斯托姆理论的解读，既追溯其与杜威实用主义的渊源，又关联中国“中和之美”传统，这种跨文化阐释呼应了作者在《元现代理论视野中的审美阐释》一文中提出的“双向互鉴”理念。其二，建立“理论追踪—实践验证”的动态范式。书中既捕捉到元现代向数字艺术、生态美学扩展的新趋势，又在第七章通过中国网络文学个案，验证了“新真诚”“非托邦”等概念的本土适配性。这种范式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针对国内文论研究重引介轻建构的积弊，该书展示了如何借鉴欧美话语而不依附：将佛牟伦的“振荡说”与中国传统“阴阳相济”思想对话，使元现代理论成为“融合前现代、现代、后现代有益成分的思想产物”。这种整合性思维，为解决“当代文论思想疲软”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。

该书最具现实意义的贡献，在于推动元现代理论与中国批评实践的深度融合。第七章对中国文艺个案的分析，彰显了理论的解释力：以“中位性”视角解读莫言《丰乳肥臀》的历史叙事，既超越后现代的解构游戏，又避免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偏执，这种解读延续了作者在《精灵与鲸鱼：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化研究》一书中坚持的“现代主义中国化”的研究思路。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其对文论话语建设的引领价值。在“后理论时代”语境下，该书建构的元现代话语既回应了伊格尔顿“理论终结”的论断，又为中国文论走向国际提供了可对话的概念工具。书中提出的“非托邦中位”“新深度”等范畴，既切中当代中国社会希望与焦虑并存的情感结构，又为《元现代主义：“后现代之后”的文论之思》中呼吁的“感性结构研究”提供了方法论支撑。

《元现代文论研究》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成了元现代理论的体系化梳理，更在于示范了中国学者如何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确立主体性。从早年《审美的悖反：先锋文艺新论》对先锋文艺的剖析，到如今这部著作对元现代的建构，王洪岳始终践行“理论创新需扎根实践”的学术理念。该书的出版，旨在推动中国元现代研究从“跟跑”向“并跑”跨越，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注入持久活力。

（作者：陈后亮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）典丰投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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